大寨记工那会儿
文│向华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寨人硬是将七沟八梁一面坡变成了高产稳产田，一场农业学大寨运动席卷全国。
大寨记工原本是大寨人根据自身实际，解决劳动计酬的计工方法，主要是集体派工，按天计工，群众评工，干部定工。虽说其计工方法也随之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但各地在具体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形式上，因地因时，执行并未一刀切。笔者无意对那个时代充满*治色彩的计工形式加以褒贬，只是对当年人民群众曾经的那种纯朴、积极、勤劳念念不忘。
周集街有四个生产队的群众居住，大寨记工那会儿，正逢文革期间，群众上工放工自然顺乎潮流，带上了*治色彩。四个生产队干部心照不宣，在从南到北的街道上，各队于一条线上树起了高高的旗杆，并明确了专人按上下工时间升降红旗。正常上午七点，下午两点，每当本队的上工红旗升起，社员们按照已知的劳动任务，分别带着工具，从四面八方来到红旗下集中。队长一声哨响，大家自然列队，由带队干部领着大家做四个首先，即：一是祝统帅万寿无疆，二是祝副统帅身体健康，三是唱一段革命歌曲，四是齐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接着队长分派当日的劳动任务。
那时队里根据男女老少不同年龄结构，划分了不同的小组，也规定了各小组的劳动工分值。如：壮年组，主要承担挖河打堆，耕田耙地，打粮晒场等重体力劳动，毎日十分工。青年组，主要从事收割栽种，清运肥料，薅草锄地等一般劳动任务，每天八分工。其中，由大姑娘们组成的棉花专业队隶属于青年组。老年组，主要负责摘棉翻晒，间苗治虫，社场看管等相对轻松的劳动，每天六分工。每到假日，我们念书的学生被编入了老年组参加劳动。
队长把任务说完，社员们都自觉按各自任务，纷纷奔向目的地开始劳作。
生产队配备了专门的记工员，负责每天上下午到各劳动场地为大家逐个记工。记工员身上带有圆珠笔一支，印油一盒，刻有“早上”“上午”“下午”“加班”字样的长方形章印四个。每当记工员来到田头，社员们纷纷掏出自制的小本本，由记工员在本子上写下具体月日，劳动内容，盖好相应的章印。如果是需要拖些时候才能收工的劳动，由带队干部定夺为加班的，记工员就要把带有“加班”字样的章印，竖着盖在已经盖好的章印边上，这算是记工完成。
社员们把队里的红旗升降作为上下工的号令，并能自觉遵守服从。在田间劳动时，只有看到本队的红旗降落了，社员们这才收工返家。好多时候，即便劳动任务已结束，如果红旗未降，大家是万万不能提前收工的，宁愿坐在田头远远地望着，红旗未降，决不回家。
年底分粮之前，社员们在规定时间内，将戳满了出工章印的小本本交给生产队会计，队里根据各人出工率决算出工分值，由此核算出每户分得粮食是出钱还是得钱。那些年，地里冒碱，粮食产量低，队里没有副业，一个劳日的分值都在一毛钱左右，买不到两个鸡蛋。尽管社员们的生活过得稀汤寡水，但很少听到怨言，倒是大家那种为革命种田的满腔热情，心无杂念的思想觉悟，不怕苦累的劳动精神，始终保持，日月可鉴。
春天积肥，社员们都将自家猪汪塘最好的猪粪肥，晒干碾碎后交给集体。位于我队近处的供销社等社直单位厕所粪坑刚满，队干部一声令下，即便中午不休息，大家争先恐后去抬运水粪，因为大伙知道这水粪是不需队里出工分的，只要集体上算，自己不要加班工分也愿意。麦子熟了，不需动员，关门上锁，老少弯腰。麦割好了，随手码垛，既为防雨，又方便装车拖运。脱粒场上，姑娘运捆，青年喂机，老人堆草，争分夺秒，为的是省时省钱，让集体少负担。天变抢场，老少上阵，盆扒斗装，粮干人湿，心满意足。年复一年，勤劳朴实的社员们，把自己的所有心思，踏踏实实地献给了土地。栽种山芋，泼水掩土不漏掉每一棵；玉米施肥，拨须围根不怠慢每一株；棉田细活，打茬喷药不马虎每一行；豆子锄草，连薅带拔不漏掉每一垅......他们把参加集体劳动作为一种依靠，一种快乐，一种希望。田野里，人们劳动休息时，常常听到姑娘小伙们“学大寨赶大寨”“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响亮的歌曲声。
大寨记工那会儿的事与物，景与情，早已湮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之中，而根植我脑海的这段记忆，屡被生命的脚步激活。每每想起当年生产队集体欢腾的劳动场面，我依然兴奋不已，所充满的留恋之情，无以言表。
（写于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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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相华，笔名“向华”，曾任中学语文教师，后被选调进公安机关从事文秘工作多年。退休后爱写文字，满足小确幸。喜欢朴实文章，热衷悠闲生活，追求淡定人生。
雪山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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