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和本土之间的叙事空间
——美华小说的历史和现状
*万华
美国的异域想象空间，漂泊万里的移民生涯，出入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加上20世纪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所有这些，都为叙事文学提供了最丰厚的土壤，自然使得美华小说溢光流彩。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张系国、欧阳子、丛甦等人们熟知的前辈名家无一不是裹挟小说风云叱咤文坛，严歌苓、查建英、阎真、张翎、严力等90年代新秀也几乎都以小说力作奠放下新移民文学的基石，而柯振中、*运基、*文湘、伊犁、周腓力、木令耆、吴崇兰、曹又方、刘大任、萧丽红、谢家孝等不同年代移居美国的华人作家，都以富有个性的小说创作，构成不同阶段美华文学延续、拓展的链条、环套。
如果暂且不说林语堂、黎锦扬等双语创作的实践，那么美华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当是在60年代，由於梨华、白先勇、聂华苓、陈若曦、张系国等一批留美台湾学子“搅”起的。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他们早已留居美国，且创作也大都开始于留美之后，但他们的文化身份似乎仍游移不定：几乎所有的台湾文学史都将他们列为台湾的重要作家；而从美华文学的界定来说，他们又理所当然被认定为美华作家。而也许恰恰是这种变动中的文化身份，构成了60年代美华小说的高起点。
白先勇、聂华苓
白先勇、聂华苓等的家世，都使他们深深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感同身受着家变中浓聚起的历史沧桑感。他们成年之后，又长久焦灼不安、愤愤不平于当时台湾岛上的思想钳制、文化专制，出于对民主、自由的向往而移居美国。他们是第一批经历了两度放逐的华裔作家。白先勇是先写了《纽约客》，后写《台北人》，再写台湾《孽子》的；张系国也是先有了漂泊北美的《香蕉船》和《地》，而后才有根植于台湾的《棋王》；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等的小说视野，也始终游动于大陆、台湾、美国等不同空间中。审视他们的创作经历，有时会有一种时空相对论的独异感觉：似乎是不断放逐的“加速”，使他们的心灵会回到过去，回到历史，于是，他们的笔下常激荡着高频率、高强度的人物心理撞击。桑青的人格分裂(聂华苓《桑青与桃红》)，牟天磊的心灵沙漠(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李彤的“最后贵族”梦（白先勇《谪仙记》）……这些诞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物形象，其负载的历史沧桑感、生命孤寂感，其浓缩的民族漂泊意识、文化放逐意识、历史弃儿意识，都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厚重。如果纵观60年代从中国大陆、台港地区绵延至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可以说此时美华小说提供的人物形象是最具有民族生命的质感的。
跟“五四”前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留学国外不同，60年代达到高潮的以美国为主要目的地的台湾留学潮流中，许多人“把出国留学当作人生的最大目标”，“在走的时候就抱着一去不返的心理”[1]。暂且不论这种“一去不返”中的历史悲凉，它多少使此时形成的“留学生文学”一开始就定位于“美华文学”，也使这批留学生出身的作家一开始就直接面对西方文学的艺术积累，“潜心求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诵读的作品”(夏志清语)，这也是促成美华小说起点高的重要原因。於梨华在60年代就被治文学史素有“苛求”之名的夏志清称赞为“近年来罕见的最精致的文体家”，同时期，白先勇的短篇小说呈现史诗感已达到举重若轻的境地，足以构成20世纪华文小说的又一经典里程碑，丛甦、张系国的小说创作出人于中西艺术表现之间也显得心力相适，较为从容自如。他们显然脱却了民族顾虑，超越了历史焦灼，虽仍孜孜以求于异域“中国人”的身份，但对化用西方艺术颇有自信了。
70年代，随着移居美国的华人成分的斑杂，美华小说的创作也明显脱出“留学生题材”的樊篱，而不断营构出自己的新天地。伊犁的小说集《泥土》()虽也有笔涉留学生题材的，但已有不少篇章，或呈现华人眼中的异族生存状态(如《婚礼》、《狼与猫》、《菲菲》等)，或以华裔后代的视野来容纳先人祖辈的异域守成生涯（如《泥土》），在纵、横两个方向上都拓展了美华小说的空间。而在题材空间的拓展中，借“他者”的形象所表现的小说创作变化是非常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