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散文思潮
新的历史时期，散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尽管在文学最受社会欢迎之时和最引人注目的形式之中，散文都不是其中最闪亮的部分，但是散文却一直默默无闻地坚守着，而且越来越好。其标志在于：一是散文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在老一辈作家冰心、杨朔、秦牧、刘白羽之后，新时期不仅出现了余秋雨、王充闾、周涛、梁衡、林非、卞毓方、木心、王剑冰等专事散文写作的名家，而且许多诗人、小说家如严阵、贾平凹、熊召政、毕淑敏等也踊跃加盟，写出了更加脍炙人口、色彩鲜明的散文名篇。二是散文阵地增加，作品逐年增多，除了《散文》这样的专门刊发散文的杂志外，每个文学期刊都有散文专栏，尤其是大量报纸副刊的扩版更为散文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三是散文的读者群日益扩大，散文不仅成为大众闲暇轻松阅读的必备品，而且成为学生业余提升文化品味的基础性读物。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目前大部分文学刊物生存困难的时刻，散文刊物普遍能够收支有盈余，更不要说主要选登散文作品的《读者》早已洋洋大观，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文化集团了。
主要选登散文作品的《读者》
在每年以十万计的散文创作中，常规的人物纪事、心理抒发、旅游随笔之类的创作均波澜不惊，有序发展。而“文化散文”的出现确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化现象。
文化散文的出现，通常是以年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为标志的。所谓文化散文，一是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二是强调行走，强调在场与现场感，用自己的脚印去追寻前人的脚印，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精神应答。《文化苦旅》用余式特有的古今混搭、上下勾连，情绪充沛、表达雅致的风格为人们补了一次“历史文化”课，由此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散文热潮。其间，还有夏坚勇《湮没的辉煌》、南帆《辛亥年的枪声》、曾纪鑫《一个人能够走多远》、葛水准《河水带走两岸》、祝勇《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高洪雷《另一半中国史》、朱以撒《古典幽梦》、任蒙《反读五千年》等，都称得上是出色的文化散文集。从这些作品中，读者突然发现那些僵硬的历史文化，原来也可以如此生动、如此感染人；同时也发现，散文也可以如此知性、如此老少皆宜，成为人们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亲切方式。
余秋雨
文化散文的出现，通常是以年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为标志的。
无论后来的人们怎样质疑，甚至贬损余秋雨和他的文化散文，说他煽情、沦为文化消费品也好，说他不严谨、知识错误百出也好，抑或说他虚伪、虚荣、投机也好，但所有这些，都不可否定《文化苦旅》对中国散文文体拓展和散文表达模式突破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余秋雨，说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做出了先于他人的突出贡献。
文化散文，成为散文从审美趣味过渡到审智趣味之间的一座桥梁，从此散文变得很知性，抒情已退到一旁，独有的见识、经验、知识成为散文的“主打”内容，文化散文甚至成为普通读者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管道。许多报刊争相发表这类有一定历史厚重感的文化散文，作为轻松的抒情写意的小品文性质的散文渐渐退隐。然而，当文化散文把自身优势发展到极致之时，人们也很快开始了反思其利弊成败的思考，诟病者不断增多。孙仁歌在“异化了的文化散文”中指出：把散文文体转换成一种传播文化的形式抑或载体，一度被读者普遍接受不说，还一度成为被追捧的一种写作时尚，一时间“文化散文”的写作热潮滚滚而来，各种以“文化散文”为标签的散文铺天盖地，从热闹到疯长，从高产量到超产量，从小文化到大文化，而且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贪长的可比长篇小说，贪大的可大到学术研究、文物考古、历史演义，以及种种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形而上的生命思考与拷问等等，于是乎，“文化散文”终于被扭曲、被变形、被变成了一种“四不像”，“异化”了的文化形态，等待它的便是一堆挽歌式的“悼词”。
更有论者认为，那种只有“文化”而没有“散文”的“文化散文”，实际上就不能称之为散文，只能称之为一种不讲究逻辑的、散漫的且失之规范的“学术研究”“知识考据”“文化调查”甚或“考古探秘”等等，阅读这类文章，你头脑一定要清醒，作者不是在写散文，而是在“炒”文化，千万不要因为被冠以“文化散文”的标签就把它当作散文去读了。评论家雷达曾把“散文”比喻为“一棵小树”，并呼吁不要让这棵小树承载太多的东西，东西压多了，小树就被压弯了。渐渐地，名目繁多的各种标签的“文化散文”之所以遭到读者冷落，就是因为其中所谓的“文化散文”里面只有“文化”而没有“散文”，或者说弱小的“散文”被彪形大汉一般的“文化”遮蔽了，“文化”的分泌物都可以把“散文”淹没。
谢有顺强调自己更愿意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所谓向下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重新解放感官的写作……期待感官话语的崛起，期待眼睛、耳朵和鼻子在文学中重新复活。这种感官放大与解放和余光中的感性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那些“去散文化”的“文化散文”，在许多时候并不需要亲眼去看、亲耳去听、亲鼻去嗅，就能演绎出洋洋万言甚或几十万言的噎死人的“大文化散文”，这是文学的末路！散文家只有视角向下，直面人间烟火，让“在场”的心灵与生活中所见、所听、所闻的自然“身历声”及人的生命“身历声”发生碰撞，继而产生诗意情感关系，如此才能写出让人心灵为之颤动的散文。像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陈冠学的《大地的事》、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之所以得到广泛叫好，就因为这些散文的“在场”与散文家的生命体验乃至读者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唯有阅读这些“在场”而且用心的散文，才会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散文是生命的表达者、是诗意情感的表达者，而不是种种“大文化”和“大思想”的表达者。那些贪大求长、借散文“搭台”让文化“唱戏”的“文化散文”，与生命是有隔膜的，不仅与作者直接的生命体验有隔膜，而且与读者间接的生命体验也有隔膜。其要害在于“文化散文”被“文化”害了，也就是说“文化散文”一旦抽掉了“文化”，还何散文之有？假如把散文比喻为母鸡，那么母鸡下的蛋一定是鸡蛋，如果下的是鸭蛋或鹅蛋，那么还是母鸡下的蛋吗？
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文化散文开始沉寂，散文创作重新回到原有的波澜不惊的写作状态。人们逐渐意识到：越是好的散文，其文字往往越是咸淡不惊；而往往越是文字咸淡不惊的散文，其超越字面意义的深层结构也往往越是复杂而又丰富。其奥妙在于闲适之中见生命之真，而那种玩文化的“散文”里面却看不到生命的真性情，则可能成为散文发展的误区。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简单否定文化散文出现的价值，它的确为散文创作的领域和形式拓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文化散文的历史功绩不宜抹杀。
关于主旋律文学思潮
年初，针对当时电影娱乐片出现的：“媚俗、庸俗、粗制滥造之作泛滥于市，‘裸、露、脱’频频闪现于银幕”的现象，电影行业首先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的概念自此在文艺界流行开来。到了年代，“主旋律”不断“升格”，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艺政策。这似乎与通常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惯例不太符合，显然这只能用行业共识来解释，至少是针对了文艺领域出现的某些倾向问题而制定的一种补救措施。
何以至此？有人分析：一是部分作者对现实生活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现实缺乏热情，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描写重心转向历史；而写历史又不去描写人民大众的苦难史、反抗史、革命史，表现他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与向往，而是专写封建宫廷内闱帝后妃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争风吃醋，专写所谓的阴谋史、传奇史和欲望史。二是一些作者出于某种文化心理或利益驱使，在“躲避崇高”的诱导下，挖空心思地炮制一些诸如《畸恋》《裸野》《野鸳鸯》等俗不可耐的精神垃圾，拿肉麻当有趣，视腐朽为圭臬成为某种流行病。三是“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的纯粹私人化写作盛行，创作中极端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东西，对主流价值观传播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因而，“弘扬主旋律”的文艺方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基于对异质性价值的疑虑或者排斥，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其领地收缩的一种“应激反应”。从此，在党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下，弘扬主旋律开始成为一种创作潮流。
“主旋律”是文艺的一种精神追求，是对文学艺术表现时代精神、时代理想的深情呼唤。《亮剑》剧照
“主旋律”是文艺的一种精神追求，是对文学艺术表现时代精神、时代理想的深情呼唤。经过数年坚持与努力，普遍认可的主旋律创作在革命历史、现代军旅、经济社会改革、当代英模和“反腐败”题材创作方面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艺术上也较为成熟。比如《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亮剑》《狼烟北平》《狼毒花》《军歌嘹亮》《我是太阳》《楚河汉界》《走出硝烟的女神》等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成绩最为显著，这些作品摆脱了以往的美学禁忌，突破了旧有写作成规，释放了对革命历史的新的想象空间，出现了新的变化，给人面目一新之感。同时也有力带动了当代军旅题材创作，像《突出重围》《波涛汹涌》《DA师》《惊蛰》《沙场点兵》等，虽从当下军事生活入手，却有着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内涵，潜藏着一种面对当代军事变革的焦虑意识以及超越了这种历史焦虑的自强自信的精神风貌，为读者塑造并呈现了当代军人的崭新形象，试图回答中国军队如何承接光荣传统，以回应当代世界格局提出的挑战，并承担起沉重的历史使命。还有像《孔繁森》《焦裕禄》《天下财富》《至高利益》《中国制造》《分享艰难》《英雄时代》《省委书记》《抉择》《大法官》《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作品，或近距离展示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生活，或精心塑造了感人肺腑的英雄模范人物，或大胆揭露历史变革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或高扬反腐败的大旗，呈现出反腐败战场上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这些作品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道亮丽风景缐。
焦裕禄
然而，由于“主旋律”这个概念不像它在音乐创作中那么实指，其间虽有“四个一切”（即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的界定，但具体操作起来，依然不太容易准确把握。有人概括它至少必须具备五个特征：
1、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
2、适应国家政策宣导；
3、符合主流文化价值观；
4、情态表现积极向上；
5、体现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正能量。
如果说这种概括大致符合主旋律创作的标准，自然也就构成了主旋律创作的多层性，构成了创作自身思想性与艺术性关系上的平衡难度。思想性的高要求与层次复杂性的纠葛，很容易在创作中出现思想大于艺术，或重思想而轻艺术、影响思想表达的现象存在。因而，自然也就引发了主旋律与多样化关系的讨论。
从理论上讲，“弘扬主旋律”后面配上“提倡多样化”，二者理应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但实际操作难度不小，需要高水准把握。“弘扬主旋律”，要求文艺创作要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把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振奋民族精神作为文艺创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要求文艺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沃土，大力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当代中国人民的创造中吸收丰富的养分，同时又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积极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精华，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作品，增强文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求始终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更多健康文明、积极向上、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去赢得群众、占领市场，同时承担起武装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斗志、塑造人们的心灵、引导人们行动的重要职责。
而“提倡多样化”就是要尊重文艺创作生产的内在规律，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把文艺产品的极大丰富作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充分发挥作家艺术家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文艺形式、风格、流派的充分发展，实现文艺作品题材、体裁、主题的丰富多彩。就是要使文艺作品充分反映和体现人民群众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和精神世界，无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文艺园地占有一定位置。就是要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任务，人民群众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成果的享用者，他们对文艺产品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文艺必须毫无保留地以丰富的多样性予以满足。
实现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辩证统一，要求在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的同时，提倡艺术风格、形式、体裁和品种的多样化，坚持“二为”方向的前提下，实现“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内容与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偏废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出现文艺发展方向上的偏颇。实现二者的统一，既要求文艺继承发扬中国主流文学“尊用崇善”的品格，能够“匡世济时”“为世所用”，又能够与时俱进，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既要求大力弘扬当下时代精神，又保证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能够协调发展。只有这样，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才是完整的、正确的。
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弘扬主旋律不仅应该是文艺的精神追求，也是文艺的理想追求。理想主义精神始终是人类不断前进的推动力，是影响人类灵魂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文艺作品折射出的是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良知的精髓。文艺要想实现对受众的精神引导价值，需要弘扬理想主义精神，让受众在文艺鉴赏中学会感悟和思考，用敏锐的眼光和聪灵的耳朵聆听文艺的声音，通过审美鉴赏和精神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进而实现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情感的养成与提升。当然，理想不能代替现实，如果一味从实用的功利主义需要出发，形成创作上一枝独秀的局面，完全排斥其它“非主旋律文学”，或者不惜牺牲现代美学所重视的文学形式的自由抒写，势必导致创作的单调乏味。在实际操作中，人们也在相当程度上对主旋律存在着片面化、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致使一些内容健康向上的作品因概念化、脸谱化失去了应有的鲜活和生动。尽管其中不免有人好心办坏事，却也极大地败坏了主旋律的声誉。事实上，任何“唯题材决定论”，或只重视思想而忽视艺术的方式，都是十分可怕的庸俗社会学。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观赏性实现了高度统一，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所欢迎的作品，才是真正坚持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辩证统一；只有让理想接上地气，既符合当下社会需求又经得起历史检验，才能使文艺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广，保证社会主义文艺在正确的轨道上繁荣发展。
总之，正像有的论者所言，主旋律创作是历史过程中一个文艺现象，甚至可能终结于未来历史的某一个时点。然而，作为一种主流文化现象，主旋律所代表的也是一个永恒的文化现象。它不仅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存在和发生过，也将在未来同样存在和发生。因为，任何时代或社会，无论是自觉生成还是社会提倡的结果，都客观存在和需要一种主导文化——作为社会“团结的文化”或社会整体性的象征。从这种意义上看，主旋律创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或者说文化与政治的结盟，不仅在政治上有其无可厚非的合法性，而且也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更清醒地认识到，要完满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不是要将文化政治化，而是将政治文化化，即强调“文化对于政治的优先权”，把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合目的性”要求，置于文化的大框架之下。如果主旋律创作在坚守自身价值范畴的同时，也相容一些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合理的价值范畴，让其内涵不断扩展，疆界不断拓宽，以此走向一种融合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本土价值和外来价值的文艺发展之路，它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具有广泛文化辐射力的“共同文化”。如果沿着这一思路，预探主旋律创作未来发展方向的话，主旋律创作理应具有广阔的前景。
关于新写实主义思潮
20世纪80年代末，一股热衷于书写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景，力图还原生活原生态的创作潮流——新写实小说异军突起，此后应者如潮，气势蔚为壮观。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新写实小说短短几年时间，以其独特艺术魅力征服了众多读者，为当代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活力。较为著名的代表作有：方方的《风景》《白雾》，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搭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刘恒的《白涡》《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叶兆言的《艳歌》等，产生了持久广泛的社会影响。
“新写实”的称谓源自年第3期《钟山》新辟专栏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图为《钟山》杂志封面。
“新写实”的称谓源自年第3期《锺山》新辟专栏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陆续将这类颇具新质的小说以群体性的面貌醒目展现出来。《首卷语》提到：“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小说的创作方法仍然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有论者进一步强调，新写实主义的出现，似乎已不仅仅是痛定思痛之后的感伤与情感宣泄，而是生活价值之审美判断的另一走向。作者们仿佛是在借轻松的调侃，揭示生活的艰难困苦，从而说明人们充分地认识人生的复杂局面。因此，新写实主义往往不注意剖析人物的深层心理，而一味偏爱叙述大于人物的视角。并且在描述人物时也并非是从道德的善恶与政治意义的好坏出发，以区别于传统写实作品将人物以好坏善恶定终身而推到极端化的程度。当然，这种无鲜明爱憎的描述，也往往容易导致人物性格的模糊性。
新写实小说将笔触伸展到了人们的生存世界，着力对普通人琐碎凡俗的日常生活及其严肃无奈的生存困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幅幅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黎民百姓平凡的世俗生活画卷。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新写实小说，在题材取向、小说结构、人物塑造、叙述策略、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具有较为鲜明而一致的艺术特色。小说家将笔触伸展到了人们的生存世界，着力对普通人琐碎凡俗的日常生活及其严肃无奈的生存困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幅幅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黎民百姓平凡的世俗生活画卷。方奕、刘冬青等人强调，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由于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话语的束缚，总是追求宏大叙事和本质真实，